中国古代四大名相是那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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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鞅

商鞅卫国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商鞅本是魏国之臣，可惜不受重用，后来他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便投奔于秦国，辅佐秦孝公变法。

商鞅先后两次（公元前356和前350年）进行了改革，经过这些改革，秦国的国力逐渐雄厚，并为最终吞并六国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由于商鞅的变法触及了旧贵族的特权，再加上刑罚过严，秦孝公死后，商鞅被继位的秦惠王车裂而死。

2、李斯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任命李斯为宰相。秦朝所采取的许多措施如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统一文字，焚书坑儒，进行思想控制等都是出自李斯的建议。

3、杜如晦

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杜如晦被李世民招为秦王府属官。杜如晦常从征伐，参与机要、军国之事，剖断如流。

杜如晦做宰相时，正值唐朝新建不久，他与房玄岭共掌朝政，典章制度皆两人所定。杜如晦长于断，房玄龄善于谋，两人配合默契，同心辅佐太宗。后世论唐代良相，首推房、杜。

4、狄仁杰

并州太原（今太原南郊区）人，备受武则天器重的宰相。狄仁杰为官正直，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

5、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北宋临川（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由于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

汤王陵公园的人物概况

（据考证，约在1710－1790年）。梁巘是清代中叶颇具影响的知名书家，书法博涉诸家，而以工李北海（李邕）书闻名大江南北。杨守敬《学书迩言》中曾评云：“梁山舟（同书）领袖东南，梁闻山昌明北学，当时有南北二梁之目，诚为双壁。”①

据《亳州志》记载，梁 巘四岁能诵《毛诗》，十二岁读完经、史，弱冠时随兄梁峰就读于金陵（南京）“钟山书院”，业师陈师古。他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均“名落孙山”。五十多岁时再赴京师赶考，仍不第。遂寄寓京城以卖字为生，偶遇精于书法的成亲王永王皇（乾隆皇帝第十一子），赞其：“执笔好，入门正”。后被永王皇 举荐给乾隆。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已经53岁的梁 巘被乾隆，敕授为文林郎壬午科举人，同进士出身，在卤咸 安宫任教习，不久即放任湖北巴东县知县。巴东是个贫脊的山区小县，人口少，财力维艰。梁巘在巴东任知县九年，因为人耿介，不善缝迎，未能升迁。后以母亲年迈，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辞职回到家乡亳州。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张佩芳到寿州任知州，亲自到亳州延请梁巘出任寿州“循理书院”山长（院长），此时，梁巘已经六十五岁。

梁巘在寿州主持循理书院长达十数年，其论书笔记《闻山评书帖》、《承晋斋积闻录》等均是在寿州讲学期间整理而成。在寿州的十余年中，他除了向门生弟子讲授经史之外，还向他们传授书法技法与学书旨要。他在《承晋斋积闻录·执笔论》中说：“吾课循理书院十余年矣，忆初至时，以执笔之法授人，无不谓为古人执笔不必尽如是，且诬以为欺人，及今得吾执法而字学长进者有数人，而人始息其讥而信之矣。”②由此可见，他在讲学期间有意带了一批书法弟子，并把他一生的学书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这对寿州地区后来习书之风大盛并成为江淮地区有名的“书法之乡”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青年书家邓石如（1743－1805年）继承父业到寿州设馆教书。他此行到寿州一方面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另一方面是仰慕梁巘的书法及为人，希望能在寿州结识梁巘，拜梁为师。当时梁巘已名闻大江南北，邓石如尚是初出茅庐的一介寒士。无论从年龄、资历、学养各个方面，梁巘都堪当邓石如的老师，但梁巘看了邓石如为循理书院诸生刻的印章和用小篆写的扇面后，十分欣赏邓石如的天赋，赞道：“此子未谙古法耳，其笔势浑鸷，余所不能；充其才力，可以凌轹数百年之巨公矣。”梁巘以伯乐的眼光，认定邓石如将来能成大器，如果纳邓石如为弟子，反而会束缚邓以后的发展，因此不让邓对他执弟子礼，而是以朋友、知音的身份对邓石如的学书与治印给予启发、指导和帮助，一方面为其指点迷津，鼓励邓深入精进，后来又亲自写信把邓石如介绍给他在金陵的好友梅文穆，为邓石如在艺事上的深造和提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梁巘生长于碑帖代谢之际，是最早提倡取法周秦汉魏的书家之一，其书法实践与书学思想对清代中叶碑学书风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在书学上，他虽然不像后来的包世臣、康有为那样大张旗鼓地崇碑抑帖，但对碑和帖都有客观公正的评价，在其论书笔记《古今法帖论》中，他对周代的金文、汉魏的碑刻都给予极高的评价，③开清代碑学研究之先声。这在馆阁体流行的清代中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民国时期知名书家张树候先生在《淮南耆旧小传》中对梁巘的生平与书艺曾作过如下评论：“自元明以来，书家崇尚阁帖，讲碑者少焉，梁先生当碑帖代谢之际，曾著一书，论汉魏六朝各碑版，并略论摹写先后之宜，顾虽考究及之。至于临摹，则谦逊未遑也。惟规模李北海，然不为所囿，风神韵味。如碧梧翠竹，清和宜人，所书以行草为胜，大楷次之，意在传世。……致仕后，主吾寿书院讲席最久，以故石刻墨迹，至今吾寿为多。”④这里，张树候所说的“尝著一书”，指的是梁巘在寿州讲学期间所撰写的《承晋斋积闻录》。此书民国三年曾由安徽省官纸印刷局出版发行，并有手抄本流传于民间。1984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在整理出版《中国书学丛书》时，对该书进行了点校再版，全书共分《古今法帖论》、《名人书法论》、《自书论跋》、《执笔论》、《学书论》、《砚论》、《印章论》、《杂论》等八个方面。系统、全面地记述了他对书学各个方面的体悟和认识，其中有许多见解发前人所未发，论述十分详实和精审。如在《学书论》中提出：“学书如究经，先宜博涉，而后返约”，“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学古人书，须得其神骨、魄力、气格、命脉，勿徒貌似而不深求也。”⑤这些观点对当时及后来的书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梁巘一生，书碑较多。他在寿州循理书院讲学时间最久，留传下来的碑刻墨迹也最多。梁巘在《自书论跋》中曾记述他为亳州、寿州、泗州、江宁、扬州、宣州、安庆、桐城、苏州、徐州等地书写碑版53种。在他的家乡亳州只有8种，而在寿州的碑版书却有17种之多，居各处碑版数之冠。他在《自书论跋》中曾说：“吾所书诸碑，以寿州《报恩寺》为最，《孙氏乐输记》次之。《乐输记》古厚结实，冠诸碑之上。”⑥这说明他在寿州地区留下的碑刻书法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多是精品。从我们搜集的情况来看，梁山献所书碑刻书法有据可查的有六十二块，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亳州七块：汤陵碑、卤咸平寺碑、书院碑、江公救灾碑、都困李公德政碑、刘公墓志铭碑、贝叶经记碑。

寿州十五块：循理书院碑、八蜡庙碑、先农坛碑、真武庙碑、白龙潭龙王庙碑、刘黄二公祠碑、奎星楼碑、城土皇 庙碑、孙氏乐输记碑、报恩寺碑、赵松雪七字跋、阴骘文碑、裕备仓记碑、太上感应篇碑。

凤阳五块：城隍碑、阴骘文碑、鼓楼碑、宜楼记碑、严公血石碑。

泗州四块：泗州治碑、玻璃泉碑、释迦寺碑、义姑祠碑。

江宁三块：表忠祠碑、八祠之约碑、方氏节孝碑。

扬州三块：康山碑、史阁部碑、张观察唱和诗碑。

安庆九块：巡抚题名碑、喜雨碑、爽襟楼碑、阁抚台祖星海公墓志铭碑、阁抚台父墓志铭碑、阁抚台传碑、大观亭记碑、玉溪诗刻、关帝庙碑。

当涂二块：卞孺人墓碑、重修当涂县学校碑。

山东峄县二块：汉丞相乐安侯记碑、十里泉唱和诗碑。

苏州一块：苏州府题名碑。

婺原一块：王氏碑。

桐城一块：捐科举盘弗碑。

徐州一块：杨公诰封碑。

宁国一块：重修北楼记碑。

歙县一块：鲍君家传碑。

武进一块：钱孺人传碑。

阜阳一块：侯选丹徒县训导王公墓志铭。

山西大同二块：钦定功臣列传碑、重庆总兵任勇烈公传碑。

上述碑刻大部分是在寿州讲学期间所书，从地域分布来看，也是以寿州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其书碑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书刻之精，在清代中叶堪称首屈一指，从中可以看出梁巘书法在清代中叶所享有的声誉。裴景福在《承晋斋积闻录》裴印本序中说：“自董香光后，虽以诸城（刘镛）之圣，挥毫落补考褚，尚偶以姿媚媚人，惟先生（梁巘）与张文敏（张照）不愧书家朴学，读是录当益信矣。”梁巘所处的时代，正是“朴学”思潮兴盛的时代。裴序将梁巘书法比作“书家朴学”，十分恰切。同时，也使我们看出，梁巘的书法实践及清中叶对碑刻书法的重视与朴学的兴盛是不无关联的。

中国古代四大名相是哪些？

汤氏，原出子姓。成汤后裔。封地中山。望出范阳。

皇帝娶西陵之女嫘祖为正妃，生二子：长玄嚣，次昌意。皇帝崩，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颛顼帝。颛顼帝崩，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娶简狄为妻，生契。契佐夏禹治水有功，被舜帝任为司徒，封于商（今河南商丘）并赐姓子氏，是为成汤始祖。迨契十四世孙，子姓名履，又名天乙，乃夏朝方伯是也。至夏末成商族领袖，专管征伐之事，普施仁政。惠泽人民，因受拥戴。时际暴君夏杰失尽民心，有贤臣伊尹择明主而佐辅，如是，方伯亲率商军逐夏杰于南巢。取夏之天下而代为王，以亳（今山东曹县南）为国都，定国号曰商。及薨，庙号成汤。子孙其中有一支以号命氏者，是为汤氏。

商汤乃殷商开国之君，即成汤拥有天下后之号。商汤（公元前1766年）传位至帝辛时，朝政日衰，终被周武王所灭，至此传十七代三十一王（约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纣王之庶兄微子启，在武王灭商时肉袒投诚，周公旦二此克商后，对子启于宋（河南商丘），治理部分商朝遗民。传至公稽、丁公、乃至公偃，偃自立为王。偃之弟昌，昌生隆，隆因秦始皇焚书坑儒，畏其祸及，改子姓为汤。

一：伊尹

伊尹，洛阳人，商初大臣。相传伊尹约前1630～前1550年，躬耕于莘、卒于亳，年81岁。

伊尹是：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元圣（第一个圣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贤能相国、帝王的老师、中华厨祖。

传伊尹他为了见到商汤，遂使自己作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说汤而被用为“小臣”。后为成汤重用，任阿衡，委以国政，助汤灭夏。

汤死后，历佐卜丙（即外丙）、仲壬二王。仲壬死后，即太甲即位，汤孙太甲为帝时，因不遵汤规，横行无道，被伊尹放之于桐宫（今山西省-万荣县西，另说今河南省-虞城东北），令其悔过和重新学习汤的法令。3年后，迎回太甲复位。死于沃丁时。他为商朝理政安民50余载，治国有方，权倾一时，世称贤相，3代元老。

伊尹的一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做出过卓越贡献。《汉书·刑律志》伊、吕并书，称赞其治国和军事才能。杜甫诗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也是从这个角度评价伊尹的；苏东坡著《伊尹论》则更从政治角度称赞他是“辨天下之事者，有天下之节者”。夸赞他不以私利动心，“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临大事而不乱”。当代的教育史家毛礼锐、沈灌群等称他“在帝王教育方面堪称典范，在殷代政治舞台上，也是一名重要角色”。在今嵩县元圣祠题诗云：“五谷丰登时不碱，亿万斯年存古迹”。伊尹的名字和他对历史的贡献将继续留传千古。

《皇览》载：“己氏城有平利乡，乡有伊尹冢”。古己氏城即今曹县楚天集，平利乡即殷庙村。殷庙村在楚丘西二十余里，西望汤陵，前有神祠，名曰“元圣祠”，为明代知县范希正重建，其规模与汤陵同例。据传“同治八年，孙伟人，姚金君等重修之。功竣之夕，近村见寺中红光冲天，群奔救之，竟非火光，于鸡鸣方灭，共惊为异云。”民国以来几经烽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仅存径五步、周十五步、高丈二之古墓一丘，正殿三楹，拜三楹，伊尹等塑像，及径五尺周丈五高七尺重两千斤之大钟一口，和部分残断碣。十年浩劫祠墓夷为平地，碑碣大钟亦荡然无存。

伊尹商汤右相，佐汤灭夏，功绩卓著，为世人所景仰，其冢祠又为历史名迹。近年四周村民为弘扬民族文化，恢复历史名迹，于旧址处重新封墓建祠，琉璃碧瓦歇山飞檐三楹正殿，又巍然屹立于世间。

二：周公旦

周公旦，即人所皆知的周公。

周公旦，姬姓，谥文，又称周文公。（关于周公的谥号，存疑，因为其父西伯昌已被追谥文，而他又被追谥文，父子重复，于礼不合；然则，也有可能是周成王为表示周公的功德崇高而以文为谥，也未可知。）

周文王正妃太姒，生子十人：伯邑考、武王发、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冄季载。因而，按照孟仲叔季的兄弟排序，周公旦也称“叔旦”。

周公旦辅佐文王、武王、成王，为周王朝的建立以及巩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传说他作《周官》（即《周礼》），是礼乐制度的倡导者以及力行者；同时还有传说他擅长解梦，有周公解梦一说。

周公制礼作乐，备受孔子推崇。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儒家尊其为元圣。

历代贤相，惟伊尹、周公、管仲、萧何、诸葛亮。

2004年在陕西省岐山县内的周公庙地区，发现了疑似周公之墓葬群。

古人敬事天命，信鬼神之说。武王发病重，而周公旦祈求祖宗先王以己代发，愿意代王受罪，甚至于死。在当时来说，可谓大事。

关于这件事，《尚书·金縢》有载：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墠。为坛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亍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王翼日乃瘳。

这件事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因为若是后人杜撰，绝不会说 “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这样大不敬的话来。作为被孔子认为是倡导君臣之礼的周公，在儒士心目中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因为那是说“皇帝不如我这个做臣子的聪明有才能”。

从正面来说，周公旦为武王发做的这件事，算是一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表现，是一种舍生为人的精神，更重要的是，他是为了周王室的千秋万世考虑，充分表现出贤相本色。

从反面来说，周公旦私自以自己代天子，又称天子如何如何不如己，可谓僭越，有不臣之心，难怪武王死后他执政的时候，他的兄弟要疑心他。

周公制礼作乐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彻底交给了成王。《尚书·召诰、洛诰》中周公和成王的对话，大概是在举行周公退位，成王视事的仪式上、史官记下的。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不避艰辛挺身而出，担当起王的重任；当国家转危为安，走上顺利发展的时候，毅然让出了王位，这种无畏无私的精神，始终被后代称颂。但是，周公并没有因退位而放手不管，成王固然对他挽留，而他也不断向成王提出告诫，最有名的是《尚书·无逸》。《无逸》，不要贪图安逸，不错，是周公告诫成王的，就是在今天读起来，我们还觉得它是新鲜的。《无逸》开头就讲，知道种地务农的辛劳，才懂得“小人”——农民的隐情。父母辛勤务农，而他们的子弟不知道种地的艰辛，就会贪图安逸乃至妄诞，甚至侮辱他的父母说：“老年人，什么也不懂。”这种不孝的话在当时是决不许讲的。《康诰》中还提到，对不孝不友的人要处以刑罚。作一个最高统治者要知道下边的隐情疾苦，否则就会做出荒诞的事情来。周公接着举了殷代名君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商汤之孙祖甲，不是庄严威惧，勤自约束，“不敢荒宁”，就是久为小人，能保惠小民，不敢侮鳏寡，他们享国都能长久。尔后的殷王，生下来就安逸，不知道务农的辛劳，只是贪图享乐，因而他们享国也都不长久。周公接下去又举有周的太王、王季的谦抑谨畏，特别提到文王穿不好的衣服，自奉节俭，参加农业劳动，能“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从早到过午有时连饭都来不及吃，为的是团结万民。他不敢盘桓逸乐游猎，不索取分外的东西，因而享国也比较长久。周公告诫后代，不许放纵“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不能宽容自己说：姑且现在享乐一下，不能象商纣那样迷乱于酒。如果不听，就会变乱先王正法，招致民人的怨恨诅咒。有人告诉说：“小人恨你、骂你。”要说自己有错误，深自省察，不许含怒，不许乱杀无辜，乱罚无罪。不然，相同的怨忿集中到你一个人身上，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周公所说的深入底层，关心民间疾苦，以“无逸”自警或用来教育后代是对的，但是“逸”与不“逸”往往受阶级条件和生活环境所左右，存在决定意识，在没有外界强大压力的情况下，王室成员“生则逸”是必然的，由“逸”而失国也是必然的。

周公致政三年之后，在丰京养老，不久得了重病，死前说：“我死之后一定葬在成周，示意给天要臣服于成王。”死后葬于文王墓地毕，成王说；“这表示我不敢以周公为臣。

三：管仲

博通坟典，淹贯古今；有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匡时之略。

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颇得唯物论中“物质决定意识的”精髓。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微管仲，吾披发左衽已！”。

——辅佐齐桓公创立霸业，是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他处的时代正是列国并峙，互相征战不休。当时在黄河下游比较活跃的大国有齐、鲁、郑、宋、卫；小国有邢、遂、谭、纪、杞。大国又分两派，一派是郑、齐、鲁，一派是宋、卫。小国也附属在各个大国一边。两派的力量以郑、齐、鲁为强。由于郑国发生内乱，渐渐中衰，齐国慢慢强大，逐渐成了各国的霸主。

此时，边境的各族也都发展起来。北方的狄人开始南下，成为中原各国的严重威胁。西方的戎人也开始东进，戎国经常侵犯鲁国和曹国，北戎又侵犯郑国，山戎又进攻燕国，伊洛之戎又进攻周王室。而南方的蛮人也跃跃欲试，想要北上。边境民族内侵，与周王室的衰弱是分不开的。在春秋之初周王还有些威信，自从鲁桓公五年(前707年)周郑绪葛之战，周桓王的肩被郑祝聃射中，王师大败。此后周王室就一蹶不振。齐襄公四年(前694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庄王杀了周公黑肩。

晋献公二年(前675年)，周王室的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等五大夫叛乱，后经郑、虢出面调解才平息。周惠王为了报答郑、虢，将虎牢以东送给郑国，把酒泉送给虢国。于是王畿越来越小，威信也就越来越低。

经鲍叔牙的建议，齐桓公同意选择吉祥日子，以非常隆重的礼节，亲自去迎接管仲，以此来表示对管仲的重视和信任。同时也让天下人都知道齐桓公的贤达大度。

孔子曾称赞管仲：“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篇》）意思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要是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散头发，左开衣襟，成为蛮人统治下的老百姓了。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历史上管仲相齐,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诸葛亮相蜀,使刘备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二人皆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而且居功至伟.

子路问:"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管仲是位思想家，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以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贵的地方，如他主张尊重民意，他说“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的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当然，管仲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人物，所以他也有历史局限。如为齐桓公创立霸业而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改革中主要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等。

管仲的最大过失在于没有为自己找一个继承人。几十年的勤政辅佐使得齐桓公过于依赖丞相，以至于晚景凄凉。

齐国好厚葬，布帛①尽于衣裘②，材木尽于棺椁。齐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尽则无以为蔽，材木尽则无以为守备，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对曰：“夫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于是下令曰：“棺椁过度者戮③其尸，罪夫当丧者。”未久，厚葬之风休矣。

四：诸葛亮

诸葛亮（181年农历七月二十三——234年农历八月二十八），字孔明，号卧龙（也作伏龙），汉族，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文学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谥忠武侯。后来东晋政权推崇诸葛亮军事才能，特追封他为武兴王。诸葛亮为匡扶蜀汉政权，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代表作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诫子书》等；曾发明木牛流马、孔明灯等。诸葛亮在后世受到极大的尊崇，成为后世忠臣楷模，智慧化身。成都有武侯祠，杜甫作千古名篇《蜀相》赞扬诸葛亮。

诸葛亮于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出生于琅邪郡阳都县的一个官吏之家，诸葛氏是琅邪的汉族，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诸葛亮父亲诸葛圭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诸葛亮3岁母亲章氏病逝，诸葛亮8岁丧父，与弟弟诸葛均一起跟随由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到豫章赴任，东汉朝廷派朱皓取代了诸葛玄职务，诸葛玄就去投奔荆州刘表，家于南阳郡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建安二年（197年），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病逝；汉献帝已从长安李傕手中逃出，迁到了曹操的许县。诸葛亮此时已16岁，平日好念《梁父吟》，又常以管仲、乐毅比拟自己，当时的人对他都不屑一顾，只有好友徐庶、崔州平等好友相信他的才干。人称“卧龙”。他与当时的襄阳名士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有结交。黄承彦曾对诸葛亮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听到你要选妻，我家中有一丑女，头发黄、皮肤黑，但才华可与你相配。）”诸葛亮应许这头亲事，立即迎娶她。当时的人都以此作笑话取乐，乡里甚至作了句谚语：“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自叙“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即指的南阳郡邓县隆中（今襄阳市襄城区境内）。

著名史书《汉晋春秋》记载“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隆中风景区位于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襄阳市襄城区，距襄阳市区13公里，总面积209平方公里，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我国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青年时期在这里隐居长达十年之久。脍炙人口的《隆中对》和刘备“三顾茅庐”的史事都发生在这里。

隆中风景区有着丰富的人文景观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明代就形成了"隆中十景"，即草庐亭、躬耕田、三顾堂、小虹桥、六角井、武侯祠、半月溪、老龙洞、梁父岩、抱膝石，建国后又先后修建或新建了隆中书院、诸葛草庐、吟啸山庄、铜鼓台、长廊、观星台、棋盘石、琴台、孔雀寨、猴山等众多景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生前给隆中题词：“诸葛大名垂宇宙，隆中胜迹永清幽”。1994年被列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96年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诸葛亮之墓武侯墓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诸葛亮墓，在陕西省勉县（沔县）定军山脚下，每年，勉县的人在清明节的那天都要去拜谒诸葛亮游览定军山；2008年10月，在勉县还举行了三国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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