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书法家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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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傅山（1607－1684）明清之际道家思想家、书法家、医学家。初名鼎臣，字青竹，改字青主，又有浊翁、观化等别名，汉族，山西太原人。傅山的诗文思想性、现实性极强，写作不拘成法，任性直率，古奥老拙，慷慨苍凉，奇思逸趣，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书法草楷篆隶，无不精工，豪迈不羁，独辟蹊径，名满天下，傅山的书法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他书出颜真卿，并总结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于直率毋安排”的经验。

2，金农（1687－1763），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首。字寿门、司农、吉金，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布衣终身。书法创扁笔书体，兼有楷、隶体势，时称“漆书”。五十三岁后才工画。其画造型奇古，善用淡墨干笔作花卉小品，尤工画梅。

最能反映金农书法艺术境界的是他的行草。他将楷书的笔法、隶书的笔势、篆书的笔意融进行草，自成一体，别具一格。其点画似隶似楷，亦行亦草，长横和竖钩都呈隶书笔形，而撇捺的笔姿又常常近于魏碑，分外苍劲、灵秀。传世书迹有《度量如海帖》，今流入日本。《盛仲交赞》，绢本漆书。

3，邓石如（1743－1805），安徽怀宁人。清代篆刻家、书法家，邓派篆刻创始人。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遂以字行，后更字顽伯，因居皖公山下，又号完白山人、笈游道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少好篆刻，客居金陵梅镠家八年，尽摹所藏秦汉以来金石善本。

邓石如为清代碑学书家巨擘，擅长四体书。其篆书初学李斯、李阳冰，后学《禅国山碑》、《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石鼓文以及彝器款识、汉碑额等。他以隶法作篆，突破了千年来玉筯篆的樊篱，为清代篆书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4，蒲华（1832—1911）字作英，亦作竹英、竹云，浙江嘉兴人。号胥山野史、胥山外史、种竹道人，斋名九琴十砚斋、九琴十研楼、芙蓉庵，夫蓉盦、剑胆琴心室等。晚清著名书画家，与虚谷、吴昌硕、任伯年合称“海派四杰”。

5，郑板桥（1693-1765），清代书画家、文学家，原名郑燮，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江苏兴化人，祖籍苏州。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县令，政绩显著，后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为“扬州八怪”重要代表人物。

郑板桥书法，用隶体掺人行楷，自称“六分半书”，人称“板桥体”。其画，多以兰草竹石为主，兰竹几成其心灵的郑板桥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恽毓鼎的人物生平

李详少年时代聪颖好学，向人借书手抄阅读，熟背了《左传》及《昭明文选》。17岁时到盐城岗门镇姨弟许葆生家做塾师，一面教授徒糊口，一面刻苦自学。许家藏书较多，李详授徒之余，日夜攻读。尽读汲古阁《十七史》、《十三经注疏》、《文选》诸书。日尽十页，深夜辄绕案朗读。盛夏，庭中荷花盛开，李详背诵《文选》中的名篇，绕荷花缸疾走，曾使阶石陷落，一时传为佳话。25岁娶舅氏沙沟赵芝田次女赵云珠为妻，始成家。27岁为学政黄体芳赏识，取为第一名秀才，后又受知于学政王先谦，岁科两试名列一等，补为廪贡生员，每月有廪米供给，生活稍安定。30岁著《选学拾沈》一书，就《文选》（李善注）加以改订补正，并以此书稿就教于已任国子监祭酒的王先谦。王于首页批道：“所撰各条，并皆佳妙，无可訾议，但恨少耳。”（《选学拾沈·自序》）光绪十七年（1891年），道台谢元福于观风诗（清代新任地方官到各悬巡视，出诗文题考当地秀才，这种应考诗叫观风诗）中发现李详才华横溢，就邀请他到署中任书记。谢元福藏书400箱，交李详分部类编定目录，使李详得以博览群书，学问益进。他着手研究扬州学派中坚汪中（字容甫）的文章，为汪文笺注。同事周左麾亦博学强识，向不轻易许人，一日谈论汪文，李详说：“容甫《广陵对》中‘忠孝存焉’四字似无所本，实出自《三国志·诸葛瞻传注》。”周大为叹服，认为李详能于人不经意处溯其本源。一次刘师培的叔父在扬州和他谈到汪中的《黄鹤楼铭》中的“桃花源水，秋月春风”，李详当即指出：“这两句话出自箫子显写的《南齐书》。”刘的叔父大吃一惊，说：“家兄（刘师培之父）校《南齐书》才知道注文这两句话的出处，还高兴了好几天，想不到你一问就说出来。”这两件事虽然小，但是可见当时他的学问已博大精深。光绪二十七年(1901)省试未中，旋即在蒯光典家中任家庭教师。后被两江总督端方聘为江楚编译官书局帮总督纂。为端方收藏的书画和金石拓本进行鉴定，与词人况周颐分撰《陶斋藏石记释文》。

谢元福因事罢官后，李详回乡，家贫不能举火，又患肺病，贫病交加。盐城客商句容籍王贞春仰慕他的才学，邀李详到他家做塾师，并以养病。李详与盐城饱学之士戏玉树等结为好友。辛亥革命后，居上海，1913年，原“江楚编译官书局”总办、贵池刘世珩邀他去上海，边教书边帮他校刻书籍。此间他以校刻书籍为主，间有个人著述，并修订《江苏通志》及县志，以校刻《章氏遗书》对学术界贡献最大。

家藏书丰富，1929年把其藏书陈列于兴化北大街东侧，名为“审言图书馆”，俗称“李家大书院”，供家乡人借阅。伦明称其“枚叟刊余逸稿多，冷摊残帙手摩挲。怪君汲汲藏山计，可有崔门陈履和。”编有《陶集说略》、《文选萃精》、《韩诗萃精》等讲稿。著《正史源流急救篇》、《文心雕龙补注》、《颜氏家训补注》、《选学拾沈》、《杜诗证选》、《韩诗证选》、《述学笺》、《学制斋骈文》、《槐生丛录》、《汪容甫文笺》、《拭觚脞语》、《〈清代学术概论〉举正》、《学制斋诗集》等。　

光绪二十五年，李详41岁。淮扬道蒯光典奉命到盐城清丈灶地（盐户烧盐占用的土地），公务之余，访求当地文士谈论掌故轶事，李详与陈玉树往见。蒯从目录学、乾嘉学派学术渊源、唐宋诗文派别谈到近二百年学术动态与社会风尚，李详无不应对如流。论及扬州学派渊源时，蒯光典认为来自安徽包世臣。李详则列举事实，说明扬州学派自成体系：当卢雅雨（字见曾）任两淮盐运使时，惠栋馆其家，戴震也时时往来其间。扬州学派的先驱者任大椿、王念孙皆戴震弟子，皖国大两派皆对扬州学派有影响，但扬州学派的成就远非皖吴所能限，包世臣更不足以语此。一席话，使蒯大为折服，当即面约李详：“明年省试如不果愿，请来我家，为我注《文心雕龙》。”

光绪二十七年李详赴南京参加省试，未考取举人，即如约到蒯家做塾师，教蒯的两个儿子，开始了为期十年的南京生活时期。光绪三十二年蒯光典奉命出国任欧洲留学生监督，端方任两江总督，创办“江楚编译官书局”，缪荃孙任总纂，聘李详为帮总督纂，直至1909年。名为书局，实际上无书可纂。端方收藏的书画和金石拓本很多，缪荃孙给他鉴定字画，李详与况周颐则分撰《陶斋藏石记》释文。况为人尖刻，专拣拓本无首尾或漫漶不辨字迹的给李详作释文题记，借以为难。但李详对金石学、史籍、小学精研有素，虽花费不少精力，但并没有被难住。晚年，他将《陶斋藏石记》中选了160余篇自撰释文集为一卷，并记始末于其上。

宣统元年（1909年）张人骏继端方为两江总督，改“江楚编译官书局”为“江苏通志局”，聘李详为分纂，到1910年才离开南京。在南京的这十年，是李详学术上进一步成熟及从事创作的旺盛时期。与他交往的有长洲朱孔彰、南宁徐积余、义宁陈三立、贵池刘逊父、江宁陈作宁、江都梁公约等学者名流。光绪三十一年邓实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月刊，以“保种、爱国、存学”为宗旨，刊载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训诂学等论著，并附有明末遗民撰著及，阐发学术传统，宣传反清思想。章太炎（当时笔名为章绎），刘师培（当时笔名为刘光汉）、陈去病、李详等皆为撰稿人。李详的学术著作《文心雕龙补注》、《窳记》（后改名为《愧生丛录》）、《颜氏家训补注》以及文学批评论著《论桐城派》等，皆在学报发表。其中《论桐城派》一文在民国成立后仍为一些报刊转载，经常被评论文章所引用。桐城派起自方苞、姚鼐、刘大魁等，后经曾国藩、梅曾亮的宣扬附和，晚清吴沦纶、薛福成又互相标榜，蔚成风气。道光以后桐城派散文已成为当时古文的主流。李详的《论桐城派》着重分析了桐城派的产生、发展及桐城派文章末流的弊害：徒具形式，内容空疏；只讲起承转合及文言虚字的运用，摇曳作态，实质是八股文的变种。他认为林纾（字琴南）推崇桐城派，“将桐城派置之九天之上”，目的“不过为觅食计耳”（《致钱基博书》）。至于他自己的散文，自认为是受浙东学派的影响，为子部杂家之文，其主要特点是言之有物，在当时能自成一格。由于他在训诂、文学批评及散文、骈文创作等方面的成就，使他逐步为人们所了解，并得到学术界、文学界的推崇。

1909年冯煦任安徽巡抚，沈曾植为布政使，仿照苏州成例创办“存古学堂”，选拔各县高材生百余人入学，以经史词章为教学内容。1910年聘请李详讲授史学及文选学，学和非常欢迎。1911年暑假回籍时，提学史（相当于教育厅长）吴棣轩恐李详下学期不再来皖，强留下三籍书为质。武昌起义后，书毁一于兵火，李详曾在上海报刊登了一封公开信，致安徽都督阳彤俟赔，孙复信致歉，并寄200元为谢，可见当时对李详是十分尊重的。

民国初李详在故乡兴化，对乡邦文献的发掘、整理作了不少努力。他非常佩服家乡先辈明代文学家宗臣、清代学者任大椿，搜集任大椿遗稿，倡议修宗臣、任大椿的墓。当时《郑板桥诗钞》和刘熙载的著作板刻尚在，李详曾集资印刷多部，分赠友人，使这流布海内。

1913年原“江楚编译官书局”总办、贵池刘世珩邀李详去上海他家坐馆，边教书边帮他校刻书籍。同时“江苏通志局”也恢复，原安徽巡抚冯煦任总纂，聘李详为协纂（相当于副主编）。李详从此定居上海近十年。这十年以校刻书籍为主，间有个人著述，并修订《江苏通志》及一些县志。

在校刊古籍方面，以校刻《章氏遗书》对学术界贡献最大。过去已刻的清代著名学家章学诚的全部著作，其中多数是没有刻印过的。此书经李详与孙德谦校订，遂成完本，是研究浙东史学和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的极可宝贵的资料。

再如明末清初史学家兴化人李清的《三垣笔记》，专记晚明史实，在清代只有抄本流传。李详发现后在1912年由《国粹学报》铅字排印为《国学汇刊》本，1923年又商诸吴兴刘承干重刻，《收入嘉业堂丛书》中，使之广为流传。

李详不仅对前人著述进行校订，而且对同时代人的著作提出自己的意见。山阴徐嘉所著《顾亭林诗笺注》请李详作序，李对其中缺漏和错误作了校订和补正；缪荃孙刊刻《艺风堂文集》，李详对稿本提出具体意见后，缪回信说：“照尊意改正，决不护短。”当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举正》一书，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特属许寿裳代为索阅。

为修《江苏通志》，李详拟了《〈江苏通志·艺文志〉商例》一书。过去正史艺文志（从班固艺文志以来）均著录一代著作书目，后来省县艺文志每将当地著名作者诗文收入艺文志中，这一情况早为章学诚所批评，认为地方不是文选，应另立一书。李详赞同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冯煦对此甚为激赏。后来松江、南通、太仓三县均能依据他的要求撰稿。李详自己还先后担任了江都、甘泉、仪征三县人物、儒林、文苑各传及艺文志、舆地沿革表等审阅、定稿工作。1921年又主持纂修了《阜宁县志》、《盐城县志》。《江苏通志》的初稿也大半完成，国民政府成立后，在镇江设“通志编纂处”，由于尹炎武主持整理，抗战时携往重庆，下落不明。

在沪期间，李详本人的部分著作也得到刊行。除《〈文心雕龙〉补注》为潮阳郑氏收刻于“龙溪精舍丛书”，1915年，江宁门将蒋国榜将李详56岁前所撰骈文用活字本印为两卷，题名《学制斋骈文》，冯煦、缪荃孙、沈曾植都为之作序。至于散文，散见于南北各大报刊中，未能汇集成册。诸暨蒋瑞藻编辑《新古文辞类纂》六十卷，由中华书局印行，其中选入李详散文23篇。

1923年东南大学聘李详为国文教授，讲文选及陶、杜、韩诗。上课时，不仅学生纷纷赶来听课，而且系中同事也列席旁听，使教室里拥挤异常。后因战火频繁，未满两年就辞职故里。1925年李详曾去上海与友人秦更年、陈乃乾及门人尹炎武搜集汪中父子全部著作，汇集为“江都汪氏父子丛书”，由中国书店影印问世。这是汪氏父子著作最完全的版本。李详在卷首写了一篇长序，论述古今文章流变与汪氏文章师承渊源，这是他对古典文学的系统的批评，也是研究中国明清以来文学流变的一篇重要论述。另外他又选了六篇汪中文章为之笺注，写成《汪容甫文笺稿》一卷。

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任大学院长（后改为中央研究院），聘请李详、陈垣、鲁迅、胡适等12人为特约著述员，许寿裳先生代表他到南京整理生平著作，交付出版。1928年兴化设局请李详主持编纂兴化县志（惜未完稿即去世），他曾委托刘仲书到刘庄、白驹采访人物古迹，发现有关施耐庵的史料和传说。刘汇报后，李详认为：“施耐庵以著《水浒传》获罪，也以著《水浒传》得名，其生平事迹不独前志所不能载，即其子孙亦讳言其事。今民国成立，无所顾忌，可以补遗。”于是将施耐庵生平载入《兴化县续志》，为今人研究施耐庵留下宝贵资料。1929年李详曾去南京，不久即回兴化从事著作整理，并把藏书陈列于兴化北大街东寺庙东侧，名为“审言图书馆”，俗称“李家大书院”，供家乡人借阅。1931年5月李详病卒于兴化故居，享年73岁。

恽毓鼎一生行事，影响最大的是参瞿和参岑事件。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初六，时任侍 读 学士的恽毓鼎上疏参劾军机大臣瞿鸿礻几 ，次日奉朱谕，瞿开缺回籍；同年七月初一，他又上 疏参劾两广总督岑春煊，初四日奉上谕：“岑着开缺养病，以示体恤。”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连续扳倒两大重臣，使他名闻朝野。实际上，在这两起事件中，恽毓鼎只是受人指使，扮 演了上层政治斗争中的小棋子角色。

和清代许多文人一样，恽毓鼎几十年如一日地写着日记。他去世后，日记由家人保存，其中几册不慎遗失。1960年，恽毓鼎之子恽宝惠将保存的36册日记全部“归之北大图书馆”。 一些史学家曾到北大图书馆查阅并引用过这些日记资料，但由于整部日记篇幅浩繁，整理难 度大，一直未能刊行面世。史晓风先生穷十年之力，完成了整理点校工作，使这部珍贵史料 能为更多的研究者参考利用。

这部《恽毓鼎澄斋日记》，起于1882年，迄于1917年，计120万字，是恽毓鼎几十年工作与 生活的全面记录。

由于工作的关系，恽毓鼎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慈禧、光绪及朝廷大臣的言行；出于职业习惯 ，他翔实地在日记中记录了所观察到的种种细节，为后人再现了当时的场景。例行的新年庆 典，外国使臣觐见，慈禧、光绪的丧礼，宣统登基，他都不避琐细，一一记录仪式程序、官 员 服色，以及有关人员的言行举止(如记几位二品官员在丧礼上“大声谈论，且纵笑不止”)。 日记中对末代皇帝溥仪登基情景的记载，经常被史学家引用：“上啼哭索母，声甚厉。…… 监国抱上步行，自殿后门入，升宝座，上啼哭不肯就座。监国一足立脚踏上，一腿跪宝座上 ，扶上立于座上。四服事太监在旁慰劝，上哭不止，言欲回家，不愿在此。”又如记溥仪入 学的情景：“十八日，晴。皇上入学，悬龙旗志庆。……陆师傅书此十字，逐字授认。上只能识四字，往复理熟，乃退。伊教习(授清文者称教习，不称师傅)先授清文，上能记两字母 。”本书收为附录的《崇陵传信录》，是记述清末史事的一部信史，在史学界影响很大。

恽毓鼎处于清王朝走向衰亡的时期，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对国势日衰、朝政腐败的忧虑 和愤慨，也提出了不少救敝图强的见解和主张。如光绪二十一年八月的日记中，他对官员所 上八项变革办法条陈作了具体分析，认为有的可以斟酌而行，有的宜就今法变通，反对简单 模仿西洋之法。他对江淮分省、经营新疆等重大问题上的见解，今天读来仍有一定的借鉴参 考价值。日记所体现的晚清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恽毓鼎很有济世救民的抱负，一度想到地方上施展才干，平时注意物色人才，乐于接待四方之士，日记中详细记 载所见之人的姓名、籍贯、特长等，是研究清末人物的一份宝贵资料。

恽毓鼎在仕途上并不得志，一直是个没有多少权势的普通京官。不过，工作在宫廷、生活在 市井，却让他的多方面爱好得以充分发展，其日记因而具有更广阔的视野、更丰富的内容。 他是一位史学家，尤其精熟于《三国志》，日记中记录了许多治史心得；他是一位医生，对 自己的医术颇为自负，并于1910年创办“医学研究会”，日记中经常有他为上至权贵下至平 民诊病的记载；他是一位古籍收藏家，精于版本目录学；他是一位书法家，颇得东坡书法神 髓；他是一位诗人，日记中不乏诗酒唱和的记载，所录诗作当行本色；他还是一位京剧、昆 曲票友，与当时名伶多有接触。此外，日记中还记载了不少当时的习俗，如与科举有关的“ 吃梦”，与娱乐有关的“召秦”、“召鹿”，以及国丧三日内的“抢婚”，等等，甚至还记 载了“星异”(不明飞行物)。日记内容丰富，文笔流畅，不仅可供专业工作者借鉴取资，对 普通读者来说，也是一部可以增长见识的饶有趣味的闲书。

应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要求，《恽毓鼎澄斋日记》还被列入该会《文献丛刊》。国家清史 编纂委员会主任、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先生亲撰序言，并

对该书的整理出版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部《日记》的出版无疑将对中国近代史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是值得推荐的一部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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