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红陶罐(关于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红陶罐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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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坡文化

黄河一直都被中国人奉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其实长江流域的文明可能比黄河流域的文明起源更早，但因为没有被直接延续下来，所以就被世人所遗忘了。　在黄河流域发现大量的古文化遗址，与之相反，在长江流域发现的古遗址却不多，这可能与南方高湿高温的气候有关。黄河流域分布的主要是彩陶文化（仰韶文化）和黑陶文化（龙山文化），而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分布的是印纹陶文化。印纹陶文化与南方的百越文化关系密切，两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印纹陶文化在南欧（如巴尔干半岛）也分布较广。除此之外，在我国的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还分布有细石器文化。细石器文化在中亚分布较广，与中亚相邻的新疆也属细石器文化，所以中亚的细时期文化与我国西北地区的细石器文化之间有没有联系，还需进一步考证。　已进入新石器时代（1万年至2千年）的半坡文化是仰韶文化的早期，当时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新石器时代区别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至1万年）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 由打制石器转向磨制石器；　二、 由采集、狩猎转向种植、畜牧；　三、 陶器的出现；　四、瓷器的出现。　进入新石器时代，生产力大大提高，人类由食物的采集者变为了食物的生产者。采集、狩猎是一种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而种植、畜牧则是一种定居生活，因此古村落也就此诞生。　人们把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这个阶段称之为“农业革命”。人类史上有三次划时代的革命，第一次是火的运用，第二次是农业革命，第三次是工业革命。　半坡村位于西安附近，从该村发掘出一个距今有5、6千年的古村落遗址，这是黄河流域很重要的一个文化遗址，1952年被发现。遗址有5万平方米，分居住区、制陶作坊区和墓葬区。　居住区发现有40多座房子，有半地穴建筑和地面建筑，形状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房子有柱子支撑，墙壁是泥墙，墙面用草拌泥涂抹。房子大小有十几、几十平方米，也有上百平方米的。　发现的窑址有6座，有竖穴式和横穴式两种，其空间较小，直径只有1米左右。　墓葬区有小孩墓和成人墓，多以瓮、盆、钵等为葬具，葬具上还留有小孔，估计是为灵魂转世所留。另外还发现一具木板葬具，这是唯一的一个木制葬具，不过这一形式一直被沿用至今。埋葬方式多为单人仰身和直肢，也有少量的俯身、屈肢和二次葬。　那里的原始居民种植粟、芥菜、白菜等农作物，饲养绵羊、山羊和猪等家禽，另外淡水鱼和野味也是他们的食物。

编辑本段第二节 老官台文化和裴李岗文化

老官台文化遗址1956年发现于陕西华县，1959年进行发掘。后来在甘肃泰安大地湾也发现同类型文化，所以老官台文化也称大地湾文化。老官台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的支流渭河流域。　老官台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有8000多年，以磨制石器为主，但仍有少量的打制石器和细石器。打制石器是旧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而磨制石器则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　生活于此的原始居民开始种植粟类作物，还养猪养狗，生产工具有石凿、骨铲、角锥等。　住房为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坟墓是长方形的土坑，有陶器作为陪葬品。　当时的制陶工业还很原始，烧制温度低，器物种类也少，彩陶工艺还处于萌芽状态。　出土的文物以陶器为主，出土了27件陶器。陶器的类型有夹砂粗红陶和细泥红陶、细泥黑陶和细泥白陶，纹饰有绳纹、斜线纹、附加锥纹、锥刺纹和刻槽纹等，器形有三足罐、三足钵、杯、小口平底鼓腹瓮等，彩陶只有沿外袜红宽带纹的三足钵。　在大地湾古文化遗址发现有200多件彩陶，多以三足钵为主。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陶器上的那10多种符号，它们比半坡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刻划符号要早1000多年，这也可能是最早的文字原形。　在该遗址之中还发现一座类似宫殿的建筑，该建筑的地面与现在的混泥土地面很相似。　与老官台文化和大地湾文化同一时期的还要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贾湖文化，它们都是新石器时期的代表。

裴李岗及其附属文化

裴李岗文化遗址于1977年在河南新郑被发现，该遗址中的建筑、墓地和陶器都与老官台文化十分相似，距今也有8000多年。磨制石器多于打制石器，有带足磨盘、磨棒、带齿石镰、双弧刃石铲等，骨器有骨箭、骨针等，另外还要木制的弓。陶器以泥制红陶和夹砂红陶为主，器形有碗、钵、鼎、壶、杯、罐、瓮、勺、甑、盆等，其中以三足鼎和双耳壶最具代表性。另外，也有陶制纺轮。该遗址的陶器上也有契刻符号，也是一种原始的文字。　磁山文化于1972年在河北武安被发现，它稍晚于裴李岗文化，距今7000多年，其建筑、石器和陶器等均与裴李岗文化之中的相似。其陶器开始向彩陶过渡。遗址中还发现有农作物粟、胡桃和家禽鸡等。　贾湖文化遗址在河南舞阳，距今8000多年，也属于裴李岗文化类型。遗址中发现有契刻符号的龟甲，它比殷墟甲骨文要早4000多年，比古埃及的纸草文字也要早1000多年。另外还发现骨笛和酒器，这对音乐和酒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编辑本段第三节 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

仰韶村处于河南省渑池县，从该地的古遗址上发现了许多器物。器物有石器、骨器、陶器。石器有刀、斧、杵、镞、石纺轮等，骨器有骨针，陶器有钵、鼎和粗陶、彩陶。　仰韶文化遗址有大量石斧、骨锄的发现，表明当时农业的发达。另外还在墓室中发现一陶罐里盛放了粟，说明粟是当时的主要农作物。　骨锥、骨针和古轮的出现，说明当时的原始居民掌握了初步的缝纫和纺织技术。发现许多猪、牛、马的骨头，说明当时已有了畜牧业。石镞、骨镞的出现，表明当时弓箭已被普遍使用，同时还表明当时已由狩猎生活向原始畜牧业和农业过渡。　在甘肃各遗址的墓葬中，还发现许多磨制的玉片、玉瑗、海贝等，这说明当时可能有了最原始的交换关系。新疆盛产玉，所以玉可能是从新疆来的。但甘肃远离大海，所以海贝是怎么传递过去的，值得探究。　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仰韶文化也称彩陶文化，彩陶在窑中烧造，但还没使用陶轮，其表面有或红或黑的几何图案，器物大小不一，形状差别很大，这种技术可能是从西北的甘肃一带传入的。　仰韶文化遍布西北地区的新疆、甘肃、青海、陕西等区省，还覆盖了华北和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有多种类型，有河南渑池县半坡类型（仰韶文化早期）、河南陕县庙底沟类型、河南安阳县后冈类型和大司空村类型以及大河村类型等（仰韶文化中、晚期）。庙底沟类型的彩陶颜色黑多红少，没有半坡类型的圜底钵。后冈类型、大司空类型的彩陶以灰陶为主，纹饰多为红色。大河村类型的彩陶多为白陶。据推测，仰韶文化很有可能就是黄帝族文化。　仰韶文化从5000年前一直持续到2500年前后，然后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其他文化融合，形成了后来的夏商文化。长江流域的古文化起源可能比黄河流域的还要早，但后来都中断消失了。而传承有序的黄河流域文化从未中断，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夏商周文化再到如今。　近期在河南灵宝市西坡村发现了一个属于仰韶文化的遗址，在该遗址中发现了一座宫殿，据推测，它很有可能就是黄帝的宫殿。考古人员还在其周围发现了一座可以居住20多万人口的都城，它应该是当时部落联盟的聚居地。　龙山文化的遗址位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1928年被发现。　他们使用的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刀、石镰等，另外还要蚌镰和挖土用的双齿木耒。他们饲养猪、狗、牛、羊、鸡、马等。　龙山文化也称黑陶文化，黑陶制品质地精细，造型优美，用陶轮加工并在窑中高温（1000℃）烧造。这种高温技术的掌握，为青铜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龙山文化主要分陕西、河南和山东三大类型。　无论是彩陶文化，还是黑陶文化，都应该是发源于中国本土，与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文明、印度文明之中的陶瓷没发现有什么继承关系。　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还出现了青铜器，它表明龙山文化开始向青铜文化（夏商文化）过渡。这一时期的精致陶器也与商代的陶器十分相似。　1931年在河南安阳市一个名叫后冈的地方，发现一个古文化遗址，成“三叠层”形式。它的上层是白陶文化小屯文化，中层是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下层是彩陶文化即仰韶文化。有人认为这里面的彩陶文化即炎帝族文化，黑陶文化即夏文化，白陶文化即商文化。

编辑本段第四节 大汶口文化和马家窑文化

北辛文化遗址位于山东滕州境内，与龙山文化隔河相望。它属于新石器中期，是大汶口文化的源头。它稍晚于裴李岗文化，其石器、陶器等与裴李岗发现的类似。　大汶口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它早期的陶器、石器和建筑与裴李岗文化类似。它晚期陶器上的图像刻画符号不同于仰韶文化中的几何刻画符号，它们很有可能就是甲骨文的鼻祖。　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继续，1923年在甘肃临兆被发现。它的彩陶很发达，继承了仰韶文化中庙底沟类型的风格。它早期的彩陶以黑彩为主，中期出现有黑、红相间花纹，晚期多是黑、红二彩并用。在遗址之中还发现一把青铜刀，它标志着石器文化向青铜文化过渡，是一个金石并用的时代。　与马家窑同时期、同地点是辛店文化，距今3000多年。它的彩陶很多，器形以罐为主。从辛店文化的基本特征上看，已基本上进入到了青铜文化。　我国先秦之前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代，一个是石器时代（250万年到3千年），二是青铜时代（夏商周），三是铁器时代（春秋战国）。　作为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流域的人类文化遗址有很多，其中最为人知道的就是半坡遗址，属仰韶文化的一种早期类型。蓝田猿人文化也是很有名的，其中公王岭猿人距今100万年～115万年，陈家窝猿人距今50万年～59万年。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猿人文化。　除此外还有：西侯度猿人文化，距今150万年～180万年，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猿人文化；大荔猿人文化，距近30万年～50万年，为晚期猿人文化；丁村古人文化，距今7万年～9万年,属于旧石器中期文化，为早期智人；河套新人文化，距今3万年左右，为晚期智人；细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青铜器文化，铁器文化

新石器时代的雕塑装饰艺术有哪些？

汉字作为华夏民族普遍使用的文字，这一事实显然是伴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指汉字起源的研究。换句话说，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不仅要关注汉字的起源问题，而且也同样应该关注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古代先民所使用的非汉字系统的文字的起源问题。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中国文字起源的多源特点已经愈来愈清楚。

先民创制文字的目的首先就是为实现人与神或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所以文字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从人类早期文字的普遍特点分析，文字的创造则源于象形，这其实是人们建立起人与神对于文字字义具有共同的理解标准和认知内涵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我们有能力确凿无误地证认一种文字体系之前，任何不具有书面语意义而独立存在的符号，都无助于自我判明其是否具有记录语言的功能；同时那些在结构上不能完整地体现依类象形特点的符号，也就无法证明它们是为表达某些相对复杂的概念而有意识地创制的作品。很明显，这些书契资料并不足以表明它们的性质一定属于文字。从这一意义上讲，以殷商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无疑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这种文字体系不仅单字的数量已非常可观（1），而且普遍采用形声字的造字方法，从而表明其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所以，追溯甲骨文之前的古老汉字的起源，一直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殷墟发现的甲骨文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的商代晚期，但这显然不是这种文字的使用年代。按照甲骨文的传统分期成果，被纳入第一期的殷王虽然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两代四王，但真正能够确定为武丁以前的甲骨文资料却数量极少，学者虽不遗余力地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2），但所提出的为数不多的若干资料，对其时代的判断迄今仍难取得共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武丁以前没有文字，新资料的出土和研究方法的创新都可能使旧有的认识大为改变,history of wholesale clothing。

早于殷墟时期的商代甲骨文虽然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就陆续在郑州二里岗等遗址有零星发现（3），而且属于武丁以前的铜器铭文与陶器文字也基本可以得到证实（4），但河南郑州小双桥商代中期遗址陶器上发现的朱书文字显然对于追溯汉字的来源更有意义。这些文字或一字独书，或数字并存，可辨识的有“尹”、“天”、“?”等文字（图一），时代约属公元前15世纪（5），这些文字不仅与甲骨文明确属于同一个体系，而且其时代也较殷墟甲骨文更早。

小双桥的朱书文字并非最原始的汉字当然可以肯定，约属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陶寺文化陶背壶上已发现有朱书的“文□”二字（图二）（6），也与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文□”的含义似乎与禹名“文命”有关（7），这意味着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系统事实上是在继承夏代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8）,these latest Handbags，这一事实可以通过殷墟到陶寺文化的相关文字资料清晰地追溯出来。

诚然，目前的考古资料尚不足以为我们寻找夏代文字的渊源提供依据，尽管汉字起源于象形的事实曾使学者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图像有可能体现着早期汉字的原始形态（9），但依类象形的造字方法却并不仅仅为汉字所独有（10）。当然，如果从文化地理和考古学文化面貌等因素作为一种文字形成的文化背景的角度加以分析，这种比较仍然具有积极的价值。

与夏代文字同时并存的另一种文字显然不属于汉字的系统，其中的一件重要物证就是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属于龙山时代的陶文（11）。陶文以利器刻于大平底盆上，尚存11字（图三），时代约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由于丁公陶文的字形结构明显区别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而与古彝文绝多相同，因而属于古彝文（12）。对其文字的释读，我们曾有详尽的讨论（13）。11字自上而下，自右至左汉译为：“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性质为招祖护佑，驱邪求吉的卜辞。其中“魅卜”意即卜魅（14），“魅”为占卜对象，意即为恶鬼诸邪而卜。“阿普渎祈”意即祈求阿普渎，“阿普渎”为洪水后的彝族始祖。“告”为祭名。“吉长”意即长吉，犹殷卜辞所言之“引吉”。“百鸡拐爪”意为以鸡骨卜卦，属彝人传统的占卜形式。陶文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仪。

彝族自称ni ，为古称，汉译为“夷”，字与古彝文“人”字同源，“人”为本字，“夷”为后起字。而且古彝文“人”字本又为彝族始祖之名，所以彝族的族名实际来源于始祖之名，即彝人以其始祖之名作为族称（15）。将这一事实与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夷争胜的史实对观，显然有助于我们梳理夷史的源流。殷人以其时位居海岱地区的方伯称为“人方”，这与夷人的族称及所居地望恰好密合。这些事实不仅印证了丁公陶文属于古彝文的文字体系，而且直接涉及到对于新石器时代乃至商周时期分布或部分地分布于海岱地区的先民族属的认识。

我们曾经通过对新石器时代先民创造的一种特殊八角图形的研究，讨论了自内蒙古东部以至山东、江苏、湖南和江西地区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间的文化联系（16），这个经东北而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曾被学者称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17），其文化面貌确实表现出与西部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的极大不同，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独立于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体（18）。

当我们以太行山为界而将分布于东西两域的考古学文化加以对比的时候，它们之间所表现出的宏观差异相信会被每一个人所认同，这种文化差异如果与不同的族属联系起来考虑显然更有意义，而不同文化的形成应该正奠定了夷夏两种不同文字创造和产生的沃土。很明显，假如我们还没有理由将夷、夏两种文化的起源年代追溯得更早的话，那么至少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夷夏东西的古史观去重建这一时期的历史应是谨慎和客观的做法（19），同时，这种观念必然关系到我们对相关考古学文化出土的文字的解读方法的思考。当然，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新的古彝文资料的发现和文字释读成果的积累都是至关重要的。

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一支距今9000-7800年的原始文化，虽然其陶器特征与裴李岗文化十分接近，但占卜用龟及獐牙随葬的风俗却与大汶口文化及薛家岗文化相似，至于其稻作农业，则更与江淮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相一致，却不见于黄河流域，足见其与东方夷文化的密切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贾湖遗址出土的三件龟甲上分别发现契刻的三个文字，其中一件完整龟腹甲（M344?18）上的文字作“ ”形（图四）（20），与殷商甲骨文的“目”字相似。这个字形不仅已具有了完整的象形结构，而且在数千年后的良渚文化遗物上也曾出现，这种存在于异时异地但结构却一成不变的符号已经显示了其所具有的超时空和超方言的定型文字的特征，应该可以区别于简单的记事符号。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以甲骨文为标准而判读此字就是“目”字，尽管在字形上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古人缘何独以“目”字契刻于占卜的龟甲，其用意却似乎难以解释。况且类似的文字还见于良渚文化的玉璧之上（图五）（21），而玉璧作为礼天之器，契刻“目”字更于理难通。然而当我们用古彝文作为研释标准解读这个文字的时候，疑问便可迎刃而解。因为古彝文“吉”字与贾湖龟甲上的目形文字形构完全一致，字读为v?，与汉字“目”的古音极为接近，证明古彝文“吉”字的造字本义即取眼目之象形文，用为吉凶之吉，而“吉”字契刻于用于占卜的龟甲和祭天的玉璧，甚合情理。故据古彝文，将贾湖龟甲和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契刻文字释为“吉”，意义畅达。

江苏海安青墩良渚文化遗址出土陶罐外腹刻有四个符号（22），其中居左的特殊八角图像乃八卦与九宫的象征，彝语称述八卦即为八角，有关问题我们已有详细讨论（23）。而八角图像的右侧则有三个文字（图六），其中第一字象斧钺之形，此字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陶尊（图七）（24），而晚可见于战国巴蜀文化铜盆（25），字形结构一脉相承。相同字形的文字于古彝文读为ndzo ，意为领袖。这当然为我们提供了讨论其造字本义的机会，因为甲骨文的“王”字来源于作为王权象征的斧钺仪仗的形象（26），而古彝文表示领袖或首领的文字竟也恰好再现了这一特点。此字见于大汶口文化陶尊，似乎又与郑州小双桥陶器上独书“尹”字的寓意相同，因为甲骨文“尹”字的意义有时正可以理解为“君”（27）。毫无疑问，夷夏两种王字取形的共同来源不仅反映了不同民族对于权力象征的共同认识，而且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密切联系。事实上，假如古彝文的领袖或首领可以与汉字的“王”具有相同的含义的话，那么它将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早期文明中由“帝”到“王”的政治转变的历史。

运用古彝文解读上述文字资料，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圆满解释的同时，更可使文字与其载体之间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说明。这充分证明了以丁公陶文为代表的彝文字体系是与夏文字同时共存的古老文字（28）。

在东方的彝文字与西方的夏文字流行的同时，夷夏地区普遍存在着一种用于记事的简单符号。这些符号基本上都契刻于陶器之上，而且一件陶器往往也只刻有一个符号。陶符的数量比之我们有机会讨论的早期文字资料丰富得多，从而成为学者长期以来探索中国文字起源，准确地说是探索汉字起源的基本材料，并认为这些刻划符号乃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简单文字，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29），甚至由此提出汉字源于指事与象形的“二元”论点（30），事实上，这类陶符在形构上既与夏文字大别，也与彝文字不同，而在流行的时间上，则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汉字已经广泛使用的战国时代。陶符与汉字共存的现象足以说明，这类长期被学者怀疑为文字的陶符其实与汉字存在着严格的区别，至于其与古彝文的关系，则也尚待研究。学者或将此类早期陶符与陶文加以区分，并指出其非属汉字的性质（31），乃真知灼见。

正像考古学研究必须首先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一样，对于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也不可能将文字与其所属的文化相割裂。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可能反映了古代族群的多样性，这实际决定了文字起源的多源性。考古学证据显示，三代及其以前尚未形成华夏一统的政治格局，这意味着人们长期习惯于利用殷商甲骨文作为解读早期文字的唯一手段的做法需要重新检讨，因为这无异于承认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文字体系乃是早期社会通行的唯一文字。显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陶文的发现已使我们认识到在对待文字起源的问题时不能如此简单，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能否摆脱“大一统”观念的束缚，则是我们必须慎重思考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只有跳出汉字一统的传统窠臼，将可供研究文字起源的原始史料置于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背景之下加以讨论，才可能获得客观的结论。而丁公陶文的出土则为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这不仅因为陶文成组出现，从而明确显示出其所具有的记录语言的功能，这当然与大量独立契刻于陶器上的符号形成了本质的区别，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陶文的形构完全不同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地解读这种文字，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对中国早期文字的发展状况获得新的认识，进而建立起与已知的甲骨文体系或同或异的有关文字起源的研判标准，并寻找到正确的研究方法。

我们曾经指出，陶寺文化的朱书文字明确显示了其与商代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因此它无疑应是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的直接祖先。而山西陶寺文化文字与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并存的事实，则已明确证明了中国文字的起源至少具有两个独立的系统（巴蜀文字可能属于另一新的系统），即以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为代表的东方夷（彝）文字系统和以山西陶寺文化文字为代表的西方夏文字系统。其后殷承夏制，周承殷制，夏文字随着夏、商、周三代政治势力的强大，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正统文字而得到了强劲的发展。而彝族文化则随着商周民族对于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的不断打击，或融合，或南徙，使其文字最终成为偏守一隅的彝民族使用的文字而得以流传。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统治者在实现其政治扩张和王权统一的理想的过程中，文字充当了最主要的文治教化的工具。

注 释：

（1）据学者最新统计，甲骨文单字的数量近4100个，如计异体字，则逾6000个。见沈建华、曹锦炎：《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2）胡厚宣：《甲骨续存?序》，群联出版社，1955年；刘一曼、郭振录、温明荣：《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1986年第6期；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曹定云：《殷墟田野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3）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第38页，图版拾陆，6，科学出版社，1959年；裴明相：《略谈郑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藉出版社，1993年。

（4）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铭铜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刘一曼：《殷墟陶文研究》，《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mans briefcase，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5）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

（6）《陶寺建筑基址是否城址定论尚早》，《光明日报》2000年6月14日A3版；梁星彭：《陶寺遗址发现夯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16日1版。

（7）冯时：《夏社考》，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0年8月，北京；收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8）冯时：《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

（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上、下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5本第2分、第3分，1974年；《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的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

（10）古彝文，纳西文也源于象形。

（11）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12）冯时：《龙山时代陶文与古彝文》，《光明日报》1993年6月6日“文物与考古”,punk belt buckles。

（13）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

（14）彝语语法只有宾语前置于动词的一种形式。下同。

（15）彝族传统文献始终自以“夷”为族称。新中国建立之后，误以“夷”有歧视之意，遂改为“彝”，但彝族对于族称的这种改变至今仍存异议。

（16）冯时：《史前八角纹与上古天数观》，《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7）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18）冯时：《文字起源与彝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

（19）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1935年。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上册，科学出版社，1999年。

（21）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十卷第三期，1993年。

（22）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

（23）冯时：《史前八角纹与上古天数观》，《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4）高明：《古陶文?编》，中华书局，2004年。

（25）四川省文管会、雅安地区文管所、宝兴县文管所：《四川宝兴汉塔山战国土坑积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

（26）林?：《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

（27）李学勤：《释多君、多子》，《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8）有关古彝文资料的汇集研究，容另文讨论。

（2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考古》1973年第2期。

（30）杨建芳：《汉字起源二元说》，《中国语文研究》第三辑，香港中文大学，1981年。

（31）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相关的主题文章：

原始雕塑具有实用性和象征性的特征，材料以石、骨、玉、牙、木、泥为主。石雕有河北武安仰韶文化中的人面石雕，四川巫山大溪文化中的双人面石雕等；牙雕有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中的鸟形匕，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中的透雕梳等；骨雕有陕西仰韶文化中的人头像，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中的镂空雕筒等；陶塑有裴李岗遗址出土的陶猪、陶羊、陶塑人头像，仰韶文化出土的人物、动物、房屋和陶祖，马家窑文化的女性陶塑，人形彩陶罐等；玉雕有红山文化的玉鸟、玉龟、玉猪龙；良渚文化的玉斧、玉刀、玉锛、玉琮等。品种有浅浮雕、高浮雕和圆雕等多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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