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诗文鉴读：元好问《台山杂咏》

网上有关“古代诗文鉴读：元好问《台山杂咏》”话题很是火热，小编也是针对古代诗文鉴读：元好问《台山杂咏》寻找了一些与之相关的一些信息进行分析，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原文：

《台山杂咏》

西北天低五顶高，茫茫松海露灵鳌。

太行直上犹千里，井底残山枉呼号。

万壑千岩位置雄，偶从天巧见神功。

湍溪已作风雷恶，更在云山气象中。

山云吞吐翠微中，淡绿深青一万重。

此景只应天上有，岂知身在妙高峰？

注释

①这句说站在五台山向北望去，天显得很低，而五台山的五个山顶却显得更高了。

　②灵鳌：神龟。古代神话传说，渤海之东有大壑，下深无底，中有五仙山(瀛洲、蓬莱、方丈、员峤、岱舆)，常随波漂流颠簸。上帝使十五巨鳌举头顶之，五山遂屹立不动。此句形容松涛海浪，山顶如鳌头，以五仙山喻五台。

　③井底残山：指诸山与五台相比，如在井底。

　④天巧：指天然形成的五台岩壑景象。

神功：鬼斧神功，非人力所能及。

　⑤湍溪：急流的河溪。风雷恶：形容水流声巨响如雷。

　⑥翠微：青翠的山峦。此句说云雾在青翠的山峦间飘荡出没。

　⑦妙高峰：佛教传说中的最高峰，这里代指五台山。

作者简介：

元好（hào）问（1190年8月10日—1257年10月12日[1]），字裕之，号遗山，世称遗山先生[2]。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金末至大蒙古国时期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

元好问自幼聪慧，有“神童”之誉[3]。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元好问进士及第。正大元年（1224年），又以宏词科登第后，授权国史院编修，官至知制诰[2]。金朝灭亡后，元好问被囚数年。晚年重回故乡，隐居不仕，于家中潜心著述。元宪宗七年（1257年），元好问逝世，年六十八。

元好问是宋金对峙时期北方文学的主要代表、文坛盟主，又是金元之际在文学上承前启后的桥梁，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他擅作诗、文、词、曲。其中以诗作成就最高，其“丧乱诗”尤为有名；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散曲虽传世不多，但当时影响很大，有倡导之功。有《元遗山先生全集》、《中州集》[4]。

作者生平：

家庭背景

元好问据说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后代，其先祖相继迁居洛阳、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县）等地。至元好问的曾祖父元春（一作椿）时，又移家忻州，遂为忻州人。他的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任柔服（今内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亲元德明多次科举不中，以教授乡学为业，著有《东岩集》。[5]

游学四方

金章宗明昌元年七月八日（1190年8月10日），元好问诞生在忻州农村一个世代书香的士大夫家庭里。由于他的二叔和三叔都没有儿子，元好问的兄弟有三个，他又是第三。根于中国传统，他的叔父元格在他生后七个月时，就把他当做过继儿子，随即把他带到掖县县令任上。

据记载，元好问天资聪明，七岁就能写诗，被人誉为“神童”[3]。他十一岁时，元格在冀州任职，元好问得到了翰林侍读学士兼知登闻鼓院路择的赏识，路择“爱其俊爽，教之为文”。十四岁时，元好问又师从陵川人郝晋卿，博通经史、淹贯百家。到元好问十七岁时，元格被罢去陵川县令之职，但为了儿子的学习，他仍继续住在陵川，直到元好问十九岁完成学业，才带全家离开陵川[6]。[5]

科场受挫

元好问从十六岁起开始参加科举考试。由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识免乡试”，他直接到并州参加府试，但榜上无名。此后在泰和八年（1208年）十九岁时，他又到长安参加府试，但这次又未中。[5]

《赤壁图》

元好问二十一岁时返回故里，在离祠堂几十里外的定襄遗山读书，故而自号“遗山山人”。两年之后，蒙古大军突袭秀容，屠城十万余众，其兄元好古丧生。为避兵祸，元好问举家迁往河南福昌，后转徙登封。[5]

卫绍王崇庆元年（1212年），元好问又到中都（今北京）第三次参加考试，仍未考中。这年正月，金朝三十万大军被蒙古击败，蒙古已逼近中都，路途的坎坷、国家的危机，加上考试的失败，使他的情绪非常低沉。[5]

贞佑二年（1214年），蒙古兵围攻、金兵节节败退，金宣宗仓皇迁都南京，元好问于这年夏天赴汴京，准备将于秋天举行的考试。虽然考试又一次失败，但他却通过应试的机会，与朝中名人、权要如赵秉文、杨云翼、雷渊、李晏等交接结好，诗歌创作极丰。其中《箕山》、《元鲁县琴台》等篇，深得时任礼部尚书的赵秉文赞赏，其文名震京师，被誉为“元才子”。[7]但不久由于蒙古兵围攻，元好问不得不由山西逃难河南，并在豫西逐渐定居下来。贞佑五年（1217年），二十八岁的元好问又赴京赶考，仍未成功。[5]

坎坷仕途

兴定五年（1221年），三十二岁的元好问进士及第，因科场纠纷，被诬为“元氏党人”，便愤然不就选任。正大元年（1224年），到他三十五岁时，元好问又得到赵秉文等人的贡举，以考试优异得中科举。这次宏词科登第后，元好问才正式就选，被任为权国史院编修，留官汴京，但生活颇为清苦。[8]

? 元好问

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年），三十六岁的元好问因不满冷官生活请长假回到了登封，期间撰写了一部重要著作《杜诗学》，内容包括杜甫的传志、年谱和唐朝以来评论杜诗的言论。[5]

正大三年（1226年），元好问任河南镇平县令。次年，改官河南内乡县令[9]。其后因母亲张氏身故，元好问丁忧闲居内乡白鹿原。又应邓州节度使移刺瑗之邀，赴任幕僚。不久，蒙古军攻陷凤翔，移刺瑗投降，元好问借机辞去幕府。[5]

正大八年（1231年），元好问调任南阳县令[9]，他在任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成绩斐然。所以河南志书称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南阳县志》记载：“南阳大县，兵民十余万，（元好问）帅府令镇抚，甚存威惠”。[5]

国亡被囚

此后不久，元好问赴京调金中央政府任尚书省令史，移家汴京。此后又升任左司都事，又转任尚书省左司员外郎。[9]官至翰林知制诰[2]。

元好问像

天兴二年（1233年），蒙古军围汴京，元好问被围城中。金哀宗逃出京城，兵败卫州后逃往归德府。朝中无主，崔立率兵向蒙古请降献城。崔立投降蒙古后，胁迫朝臣为自己立碑歌功颂德，元好问、王若虚、刘祁等都被迫参加撰写碑文，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字迹，刻上碑文。

天兴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元好问即向当时任蒙古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推荐了五十四个中原秀士王若虚等，请耶律楚材予以保护和任用。[5]

金亡后，元好问随金朝大批官员被俘，并被押往山东聊城看管两年，后居住冠氏县。元好问作为囚徒，与家人辗转于聊城等地，并逐渐与蒙古国的汉军首领严实、赵天锡等接上关系，生活逐渐好转，行动也较为自由。

这期间，他痛心金国的沦亡，并为了以诗存史，勤奋编辑金国已故君臣诗词总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则寓有缅怀故国和以金为正统的深意。[5]

晚年生活

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秋，因其诗文名气颇大，耶律楚材倾心接纳元好问。可五十岁的元好问已无意出仕为官，其年重回家乡隐居，并交友游历，潜心编纂著述。[5]

元宪宗二年（1252年），元好问觐见“驻桓、抚间”的忽必烈。希望说服忽必烈尊信儒学，并请他为“儒教大宗师”，促使其任用儒士治国。[5]

元宪宗七年九月四日（1257年10月12日），元好问在获鹿寓舍逝世，享年六十八岁。[5]

个人作品：

元好问学问深邃，著述宏富。据说他迄今流传下来的作品的有：诗1380余首，词380余首，散曲6首，散文250余篇，小说《续夷坚志》4卷202篇，《中州集》10卷，《唐诗鼓吹》10卷，《遗山乐府》（又名《遗山先生新乐府》）五卷等。此外还有《遗山诗集》、《乐府》、《续夷坚志》等。传世《遗山先生文集》、清光绪读书山房重刊本《元遗山先生全集》。[5]

另有已经散佚的著作多种：《锦机》《东坡诗雅》《杜诗学》《诗文自警》《壬辰杂编》《金朝君臣言行录》《南冠录》《集验方》《故物谱》等。[13]

经济文化

经济

宋朝从960年赵匡胤立都东京开始，历经三百多年。中国在宋朝尤其是南宋时期，由于耕种土地减少与丝绸之路的阻断，被迫转向以商业经济尤其是远洋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模式，商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大的解放，并最终取得了商业经济的大繁荣，开始出现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时南宋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50％。南宋的时候，最大的城市临安的人口已经突破了百万，而此时欧洲还在中世纪黑暗的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宋朝时发明的指南针，使航海技术跨入了海洋时代，远洋的商船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航行于世界各地，令世界各国的人民惊叹不已。 文天祥

宋朝的灭亡，以及游牧民族对宋朝先进生产关系的毁灭性打击，使一直处于上升阶段的东方先进文明，从此逐渐转向衰弱，并最终没落于世界主流舞台之后。 南宋政权与金政权长期对立，南北隔绝，南北文化仅仅通过双方边界民间的榷场交易和官方互派使者之类狭窄的途径，进行有限的交流。由于南宋文化整体水平高于北方，故这种交流主要表现为南宋文化对北方文化的辐射。北方的理学、文学和史学等领域都受到了南宋文化的一定影响。

瓦舍

瓦舍，宋代勾栏中国宋元时期兴盛一时的民间艺术演出场所“勾栏瓦舍”，是中国戏剧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地位。 南宋临安的瓦舍数量据各种史籍记载，共有24座，这还不包括“独勾栏瓦市”，即在瓦舍中只有一个勾栏的娱乐场所。大多数的瓦舍都有多个勾栏，每一个瓦舍中的勾栏数量不等。在《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另外，临安还有那种“独勾栏瓦市，稍远，于茶肆中作夜场”。每个勾栏中能容纳的人数大小不一，据《东京梦华录》卷二称，汴京“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而每个勾栏的演出是从早上一直演到晚上，从春天演到冬天，全年不歇的。正如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称：临安市民“深冬冷月无社火看，却于瓦市中消遣”。《东京梦华录》中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 官窑贯耳瓶

可以想见，当年临安二十几个瓦舍里，约有上百个勾栏在演出，每个勾栏里有上千或数百个观众在看戏。粗算一下，当年杭州城里每天的戏剧观众可达2万至5万人，一年观众累计达700万到2000万人次。

理学

南宋文化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南宋的特色文化－－理学。 大约在南宋开禧年间前后，也就是在金王朝迁都汴京前后，理学著作陆续传入北方，像尹焞《论语解》、胡安国《春秋传》、张九成《论语解》、林之奇《尚书全解》、夏僎《柯山书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张栻《癸巳论语解》、吕祖谦《左氏博议》、刘子翚《圣传论》、叶适《水心别集》等一大批南宋理学名著，都传至北国，引起赵秉文、麻九畴、杨云翼、李纯甫、王若虚等北方一流文人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大影响。赵秉文、麻九畴甚至“自称为道学门……”（《陵川集》卷二十六《太极书院记》）。 南宋理学著作直接促进了北方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北方文人编纂、翻刻南宋理学家著作，如有位叫傅起的文人将张九成《论语解》《孟子传》《中庸说》《大学说》等书经删节后汇集成《道学发源》一书，以广流传，赵秉文、王若虚分别为之作《道学发源引》《道学发源后序》，予以宣传。赵秉文自己还亲自动手，着有删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另一方面，一些北方学者开始撰写理学类著作，表现出自己的思考。像麻九畴隐居遂平西山，潜心研究《易》学和《春秋》，享誉一时，赵秉文撰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太玄笺赞》等多种著述，阐发他对道的理解，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南宋理学之所以能在北方盛行一时，是因为它适应了金源统治的需要。南宋理学家有关《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阐释，现实政治性相对较弱，与金源统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经典的思想基本一致，如金世宗令人翻译五经，要让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金熙宗本人“颇读《论语》《孟子》《尚书》《春秋左氏传》”。在这种背景下，南宋理学自然能畅通无阻。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学者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附和、发挥南宋理学家的言论，更多的是展开对南宋理学家的思考。在南宋，批评理学家的仅有郑厚等个别人，其《艺圃折衷》排斥孟子，离经叛道，被朱熹等人斥为“邪说”（《朱子语类》卷一二三）。在北方，李纯甫推扬郑厚之论，以郑厚的传人自居，自称“自庄周后，惟王绩、元结、郑厚与吾”（《归潜志》卷一）。他信奉佛教，为了批判理学，特意针对南宋人的《诸儒鸣道集》撰写《鸣道集说》一书，“就伊川、横渠、晦翁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且恨不同时与相诘难也”（《中州集》卷四），因而常有一些偏激之论。除李纯甫之外，对宋儒展开诘难的还有王若虚。他的《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主要是针对宋儒而发，特别是针对南宋理学家而发。张九成、朱熹、胡安国、吕祖谦、叶适等人都是他的辨驳对象。不过，他比郑厚、李纯甫要正统一些，他的诘难也更加中肯准确。如对待郑厚，他像多数宋人一样，批评郑厚偏颇失当：“郑厚小子，敢为议论，而无忌惮。汤武、伊周至于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诋骂。至汉祖萧曹平勃之徒，则尊为圣贤而亟称之，复以欧公讥病唐太宗为薄，佞夫之口，其足凭乎？”与宋儒不同的是，他能摆脱宋人那些不切实际的高论或牵强附会之说，从人之常情出发，重新审视宋儒的观点，表现出更加务实的倾向，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论语·乡党篇》记载的主要是孔子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张九成《论语解》等著作却从中发掘微言大义，夸大其辞，认为《乡党》能与《春秋》相表里，说什么“不学《乡党》，无以知《春秋》之用；不学《春秋》，无以知《乡党》之神”（《横浦集》卷四《乡党统论》）。王若虚严辞批评其穿凿迂曲、夸诞不实。他对宋儒的批评，正如《四库提要》所说，“足破宋人之拘挛”。

文学

南宋文学相应带动北方的发展。这在小说和诗文评方面较为明显，因为小说和诗文评的政治性相对较弱，读者面较广。洪迈的《夷坚志》以鬼神怪异为主，北传时间较早，淳熙十三年（1186）章森出使金国，北方的接伴使就关心地问道《夷坚志》“自《丁志》后，曾更续否”（《宾退录》卷八）。由此可见《夷坚志》在北方的巨大影响。在这种心理的期待下，后来便有了元好问的续作－－《续夷坚志》的问世。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是南宋最重要的诗话之一，可谓是诗话的资料库。该书传入北方后，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重视。北方最著名的《滹南诗话》与《苕溪渔隐丛话》关系就非常密切。《滹南诗话》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资料来源于《苕溪渔隐丛话》。王若虚的辨驳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包括胡仔在内的南宋人而发。也就是说，南宋诗话是《滹南诗话》写作的重要背景和前提。此外，南宋的杜诗研究也在北方有较大的反响。赵次公的《杜诗证误》、无名氏的《千家注杜诗》、鲍彪的《杜诗谱论》、杜田《注杜诗补遗正谬》、徐宅《门类杜诗》等杜诗研究著作先后传入北方，直接推动了北方杜诗学的发展。元好问正是在南宋杜诗学的促进下，编纂《杜诗学》一书，率先提出杜诗学一词，从而翻开杜诗研究的新篇章。

诗歌

南宋的诗歌成就很高，尤、杨、范、陆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其中范成大曾出使过北方，途中写下了著名的使金绝句七十二首，只是他的这些诗歌在北方无人论及。四大家中有直接可靠文献记载的仅有杨万里一人诗歌传入了北方。诚斋体以自然界为表现对象，独树一帜，受到李纯甫等人的喜爱。李纯甫公开称赞诚斋体“活泼剌底，人难及也”，可是在李纯甫现存诗歌中，几乎看不出丝毫诚斋体的影子，倒是在稍前的王庭筠、赵秉文诗中有一些近似诚斋体的写景之作。随着金王朝国势的日益危殆直到灭亡，轻松活泼的诚斋体越来越不适应金末的现实，注定要被人们所冷落。元好问在《又解嘲》诗中说：“诗卷亲来酒盏疏，朝吟竹隐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头敢道无？”其中的竹隐、南湖，据钱钟书先生解释，是指南宋推崇并效仿诚斋体的诗人徐似道和张镃。该诗意思是说，徐似道和张镃那些新巧的诗歌在苏、黄二人面前，还值得一提吗？元好问借苏、黄二名家来弹压徐、张二人的新巧，不免有以大压小、多此一举之嫌，他也许是借弹压他们来弹压其背后声名显赫的诚斋体。在元好问的诗歌中，也没有效仿诚斋体的迹象，说明诚斋体在北方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小。诚斋体之外，陆游的诗歌也很可能传入北方。清人翁方纲将陆游与元好问并列，称“天放奇葩角两雄”，但除钱钟书《谈艺录》拈出他们两句相似的诗句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直接的文献可以证明元好问读过陆诗，或受到陆诗的影响。受敌对政权的限制，政治性特别强的陆游诗歌不可能为北方文人所公开接受。总体来看，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的南宋诗歌与金源的官方意识严重抵触，对北方诗歌没有产生多少直接的作用。

古词

词体由于自身性质与诗歌不同，向来被视为小道，所以相对自由一些。出身北方的辛弃疾词虽然多抗金复国之言，传回北方后，反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金亡第二年，刘祁即称赞其功业文辞，后来元好问更是将辛词推崇到很高的地位，称“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应该说，辛词对元好问为首的金末词坛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元好问词之所以被认为“足以追配稼轩”，就在于它得益于稼轩词的沾溉。 在各体文学样式中，南宋散文成就成就较低，远不及北宋，加之北方人难以接受散文中强烈的民族情绪，所以在北方影响很小，王若虚曾提及孙觌的《谢复敷文阁待制表》，从文体的角度予以严厉批评，并据此得出“宋自过江后，文弊甚矣”（《滹南集》卷三十七）的结论。 史学方面，南宋王称《东都事略》、胡寅《读史管见》、吕祖谦《大事记》《吕氏家塾通鉴节要》等书传入北方，其中后三种都是《通鉴》学方面的著作，可见这类著作在北方影响较大。北方蔡珪、萧贡、完颜璹等人非常喜爱《资治通鉴》，各有专长，所以南宋《通鉴》学一入北方便受到人们的关注。赵秉文为吕祖谦未能最终完成《大事记》而深感惋惜，在诗中说：“伤哉绝笔《大事记》，读经未了已亡身。”（《滏水文集》卷九《和杨尚书之美韵》）。金亡之后，北方的《通鉴》学发展很快，出现了元好问所说的“武臣宿将讲说记诵”的热门现象，随之还出现了《陆氏通鉴详节》、《集诸家通鉴节要》等《通鉴》学著作。

关于“古代诗文鉴读：元好问《台山杂咏》”这个话题的介绍，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请保持对本站的关注！